在徐女士看来 ，她42岁的儿子等同于被医院夺去了生命。
徐女士说 ，2025年7月26日，儿子在无症状和手术指征的情况下，驾车带着妻子女儿赶到舒兰市人民医院 ，于下午5点多进行了支架术 ，被一次性植入6个支架 。术后半个多小时，儿子突然出现心脏骤停症状 ，虽经抢救 ，仍在8天后不治身亡 。
事后，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 ，鉴定机构认为医方存在过错 ，但由于患方陈先生本身疾病严重，双方责任对等。
42岁男子一次性植入6个支架后心脏骤停去世
家属称术前多次接到院方催做手术电话
徐女士是吉林人 ，今年67岁 ，常年居住在舒兰市，42岁的儿子是当地一家国企的职工 ，儿媳妇是一名教师 ，温柔贤淑，孙子乖巧听话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然而 ，命运的轨迹在陈先生的一次体检后开始偏移 。
徐女士介绍 ，2024年11月，儿子在吉林市一家医院检查身体后 ，医生建议做心脏支架 ，在这期间，得到舒兰市人民医院外聘沈阳市某知名医院一位李姓医生的消息 ，于是就到舒兰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，由这位专家手术植入1个心脏支架，“做完后感觉不错 ，血压也降下去了 。 ”徐女士说 ，随后儿子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
徐女士说，2025年4月1日 ，儿子与医院医生通话 ，医生说李医生要来舒兰医院，问他愿不愿去再做支架，“医生说多做一个支架多活十年 ，我亲自听到医生这么说的 。 ”徐女士说 ，儿子因为工作忙，又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，就没有去 。然而 ，从那以后，医院多次打电话给陈先生 ，徐女士提供的通话记录显示 ，三个多月里，该院医生的同一个电话号码7次与陈先生通话 ，最后一次是7月21日 ，“电话有呼出有呼入，每次都是说那个李医生又要来他们医院 ，但需要攒够大概十来个患者人家才来 ，所以医院就主动找患者，我儿子应该是被他们选中了。”
徐女士说 ，手术是7月26日下午5点多做的，手术前儿子早上开车带着妻子女儿去了医院 ，中午还一起吃了饭 ，把女儿送到辅导班，两口子在医院等 ，“那天有八九个病号 ，我儿子被排到最后一个 。”徐女士说，手术大概一个小时结束 ，徐女士和儿媳妇还有亲家母一直等在外边 ，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并没有知会家属任何手术情况，“我儿子被推出来 ，他说医生给他一次性做了五六个支架 。 ”徐女士说 ，回到病房后，儿子告诉儿媳妇当天的手术医生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李医生，是舒兰市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。说话间 ，主治医生走进病房 ，询问陈先生有何不适，他回应胸口有点闷 ，医生表示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，缓解一会儿就好了 。
但意外马上就出现了，“医生离开应该还没回到办公室 ，我儿子就突然出了问题 ，瞪大眼睛嘴里吐白沫 。 ”徐女士说，医生说是心脏骤停 ，经抢救 ，暂时保住性命，但在转入重症监护室8天后还是于8月3日去世了。
两份鉴定报告均称患者术前无症状，认为医院存在过错
但患者病情严重，与医方责任对等
2025年8月 ，陈先生妻子和医院共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。
报告中称 ，2025年7月26日17时16分，在舒兰市人民医院再次行“药物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+置入三根血管的支架+三根血管操作+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TCA+单根导管的冠状动脉造影术+血管内超声+动脉穿刺术” ，18时13分术毕 ，术前无急性心肌缺血症状、心肌损伤标志物等无明显异常 。术后18时54分突发意识不清 、无自主呼吸等，心电图提示：室颤 ，立即组织抢救 ，19时21分行“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术 ”，术中诊断：冠脉正常。7月30日转吉大一院住院治疗 ，心肌损伤标记物肌钙蛋白等指标高 ，心脏功能仍不稳定。8月3日突发病情危重 、室颤等，抢救无效死亡 。
鉴定结果为被鉴定人符合心脏介入术后多发心肌间质小血管栓塞(斑块碎屑)心肌损伤致心律失常、心力衰竭死亡特征 。
同时，鉴定机构还就“舒兰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，若存在过错 ，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、参与度 ”也做出了鉴定 ，该鉴定也在分析说明环节明确提到：术前无急性心肌缺血症状 、心肌损伤标志物等无明显异常。
鉴定机构认为，被鉴定人陈先生病情复杂 ，第一次心脏介入术后8个月病情发生变化 、病变加重 ，按照风险评分系统，该病人行PCI高风险 ，医方没有进行评估 ，适应症选择欠准确，存在医疗过错 。鉴于被鉴定人本身疾病严重等因素 ，建议参与度为对等原因 ，最终结论为舒兰市人民医院对陈先生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，其过错与陈先生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，建议参与度为对等原因 。
相关部门进行调解但未达成一致
医院提出通过诉讼解决
“我儿子这次手术前是没有任何症状的，就相当于好好的一个人被他们叫去做了手术 ，结果人没了。”徐女士表示 ，他们有理由怀疑院方为了收益强做无指征手术导致医疗事故，所以认为医疗责任鉴定不合理 ，医院应该负担更多责任 ，“两份鉴定中都明确写了术前患者无症状无心肌损伤指征 。 ”徐女士介绍，尸检时工作人员从她儿子心脏中取出七个支架 ，很难说不是一次手术植入了太多支架才导致她失去儿子 ，“而且之前一直说的是那个李医生做，我儿子才答应去做的 ，结果最后手术医生却不是那个医生 ” 。
徐女士称 ，在他们维权过程中，卫生行政机关也曾介入 ，2025年11月上旬 ，吉林市卫生调解委员会做出调解，提出医院一方承担55%的责任，赔偿大约50万元 ，“我们没有接受 ，我孩子本身有病，但这不是被医院治死的理由。他没有症状 ，本来可以不做手术的 。”徐女士说 ，老伴10年前去世，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，本来家庭幸福 ，她对自己的未来养老充满信心，但现在儿子的突然离去让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，“调解意见没有考虑到我的养老、精神方面的赔偿 ，我们不能接受 。 ”
徐女士说，医院方的意见是让他们患方通过诉讼来解决 ，“我儿媳妇当老师上班时间要求很严 ，我也快70岁了，身体不好，已经没有能力去走漫长的诉讼程序了。 ”
医院回应医生多次致电患者原因：
患者曾做过一次手术 ，数次打电话是回访
12月24日 ，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舒兰市人民医院一位部门负责人，对方不愿就此事做过多回应 ，表示患方已向多部门反映 ，并聘请了律师，相关诊疗问题已经做了鉴定 ，吉林市医调委也合理合规做过调解 ，但因死者母亲不接受，未能达成一致 。
记者就徐女士质疑的三个多月院方致电患者7次催做支架手术一事 ，这位负责人明确回应称 ，因为患者2024年在该院做过一次支架手术，“那是我们的医生负责任 ，数次打电话是回访 。”
随后 ，记者联系到舒兰市卫健委一名部门负责人，对方表示按照相关规定，他作为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，不能接受采访 ，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，“我先汇报再说。 ”截至记者发稿 ，未能接到任何回应。
来源：华商报大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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