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尔多斯如今是以煤炭、石油 、天然气等资源闻名的资源性城市。
在中国历史上 ，它是内蒙古与陕西之间的门户要地 。例如汉朝初年 ，匈奴常从鄂尔多斯地区南下，威胁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 。
汉武帝命卫青统兵北征 ，击败白羊王与娄烦王 ，将鄂尔多斯地区纳入汉朝版图，并在此设立朔方军。此后 ，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汉朝的北大门 ，拱卫长安安全 。这样的地理规律，决定了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地位 。
因此 ，在百年前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 ，鄂尔多斯地区也顺理成章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要地。
1935年10月 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 ，结束长征，随后出兵东征西讨 ，逐渐确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大致范围 。
延安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首府 ，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 。要拱卫延安，根据地的边境线不能局限于陕甘宁 ，必须推进到更远的地方 ，才能实现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效果。
而延安的北部 ，正是鄂尔多斯地区 。
早在1927年6月 ，鄂尔多斯乌审旗学生石作琦就在陕西榆林的横山第一高等小学入党 。当时正值革命低谷期，能在此时入党 ，足见石作琦的坚定信仰。1928年 ，横山一高党支部书记曹亚华在乌审旗秘密发展党员，成立纳林河党小组，拥有党员六七人。
纳林河党小组
同年 ，共青团纳林河小组成立，共青团员三人 。1930年12月 ，共产党员曹动之策反陕西神木高志清部一个骑兵连 ，组建起一支数十人的骑兵游击队 。因队伍中有蒙古族队员，这支游击队被称为蒙汉骑兵游击队 ，开始转战四方。
四年后 ，曹动之出任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，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 ，其麾下的蒙汉骑兵游击队也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 。整整八年 ，鄂尔多斯乌审旗的党政军组织虽规模不大，但始终稳步发展 。
在此背景下 ，1935年5月 ，鄂尔多斯乌审旗巴图湾建立革命政权，成立乡党委 、乡苏维埃政府、乡赤卫队，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的解放区之一。为何众多党员选择在乌审旗活动？
因为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处 ，而乌审旗又位于鄂尔多斯与陕北交界处 。从地理层面看 ，乌审旗是鄂尔多斯的南大门 、陕北的北大门，也是陕北与外蒙古 、苏联共产国际联系的交通要道 。若说鄂尔多斯是兵家必争之地 ，乌审旗便是南北必经之路。
正因为鄂尔多斯地区有深厚的红色基因，1935年12月10日 ，毛泽东发布《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》 ，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中国，蒙古族面临灭亡或解放两条道路 ，号召蒙古族同胞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 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 。
紧接着，红军挺进乌审旗巴图湾 。与此同时 ，毛泽民、高岗 、赵通儒 、曹动之等党员带着《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》进入乌审旗 ，宣讲我党政策，动员王公贵族与农牧民共同抗日救亡。
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，《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》逐渐成为乌审旗各阶层的共识 ，鄂尔多斯地区的乌审旗与陕甘宁根据地连为一体 。
在巩固乌审旗的同时，中央还组织力量进入鄂托克前旗的三段地地区 。
1936年6月 ，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。
次月，中央军委调拨一支骑兵游击队 ，命令其与蒙古工委一同进驻三段地。这批同志没有辜负中央期望 ，刚抵达三段地，就收编当地哥老会 ，将其改造为三段地赤卫队 。
随后 ，蒙古工委在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所，负责接待蒙古族各阶层人士 ，宣传陕甘宁根据地情况与党的政策 ，增进蒙古族各阶层对我党的认同 。待这项工作成熟后，在蒙民招待所基础上成立中共鄂托克工作委员会，将统战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鄂托克地区。
单看这两项工作似乎简单 ，但工作简单是因为负责人不简单 。高岗、李维翰 、毛泽民 ，后来出任新疆党委书记的周仁山 、出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天宝等革命前辈，都曾在三段地地区工作 。正是这些同志亲自推动 ，才让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，以三段地为代表的鄂托克地区，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全面抗战爆发后 ，三段地军民喊着“有人出人、有钱出钱、有马出马 ”的口号 ，向前线支援92匹优质军马 、52万斤粮食 、数万件鞋袜等军需物资 。经济并不宽裕的三段地能捐出这些物资，实属不易。
除在乌审旗、三段地开展革命工作外 ，我党在鄂尔多斯地区还建立了桃力民抗日根据地 。
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史实陈列馆外景
“桃力民 ”出自蒙语“查汗桃日莫”，意为“向阳的白泥壕 ” 。
清朝中晚期 ，陕甘宁地区汉族人口暴增 ，大量汉人农民前往内蒙古开垦土地，谋求生机，桃力民成为汉族农民与蒙古牧民的混居地。
相比其他开垦区 ，桃力民有其特殊性 。它位于鄂托克旗 、乌审旗 、杭锦旗、东胜县交界处 ，各旗县政权均无法全权管理，久而久之成为人口众多 、经济活跃 、势力混杂、管制薄弱的“政治飞地 ” ，而这样的地方 ，正是我党建立根据地的绝佳选择 。
1936年，桃力民地区遭遇严重旱灾。当地豪绅富户不仅不救灾 ，反而趁机放高利贷 、低价购地谋利 ，甚至东盛县送来的40石救命粮，也被乡长 、村长等基层官员层层侵吞 ，灾民未得一粒米。
桃力民的灾民忍无可忍 ，自发组织起来向豪绅富户借粮，却遭到暴力镇压 。
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蒙民部长赵通儒得知后 ，敏锐意识到桃力民阶级矛盾尖锐 ，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所有基础条件，立即向上级汇报 。
当时全面抗战已爆发 ，侵华日军与伪蒙军相继占领呼和浩特、包头等大城市 ，渡过黄河侵占鄂尔多斯部分城镇，兵锋直指陕北。鄂尔多斯地区从抗战后方变为前线 ，若不立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，极可能威胁延安安全 。
在此背景下，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采纳赵通儒的意见 ，派出十余名干部组成八路军工作团 ，奔赴桃力民开展工作 。他们从参与借粮的灾民入手，很快发展20余名党员 ，成立桃力民第一个党支部。
1938年4月 ，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开赴桃力民地区，乌兰夫领导的新编第三师也离开陕西神木 ，进驻桃力民等地 。
桃力民地区自此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。
此后 ，依托桃力民抗日根据地，我党党员韩是今与绥西警备司令部的孟文仲部合作，以六个连的兵力设口袋阵 ，一举歼灭日伪军30余人；我党党员李仲权率桃力民自卫军与傅作义部合作 ，以400余人的兵力痛击盘踞在杭锦旗王府的日伪军；乌兰夫指挥新编第三师击败日伪军一个团与一个炮兵队，战果丰厚。
这三次战斗的胜利 ，让鄂尔多斯地区爵位最高的和硕亲王 、图王看到抗日胜利的希望，于是图王坚决抵制日军的逼降政策 。
除驻军与统一战线外 ，我党在鄂尔多斯地区建设根据地还有其他手段 。
其一 ，归还重要资源。中央进驻延安前，宁夏军阀马鸿逵出兵占领鄂尔多斯地区的苟池 、鄂包池、北大池等三个产盐量最大的盐池 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，盐是重要生活物资与战略资源 。中央红军发起西征击败马鸿逵、收复三大盐池后 ，为团结蒙古族同胞，将三大盐池交给鄂尔多斯地区的旗县管理。
其二 ，整顿商业市场。鄂尔多斯地区的地方事务此前由王爷政府 、豪绅富户决定 ，毫无公平可言，经济剥削严重，普通牧民用几十张羊皮才能换一盒火柴 。我党各工作委员会进入后 ，立即推行“平买平卖”政策：无论对方地位高低 ，既不谄媚也不剥削 。通过公平买卖，我党很快恢复正常贸易往来 ，赢得各阶层信任。
其三 ，尊重民族习俗 。蒙古族有“结安达 ”（结拜兄弟）的传统，我党党员纷纷与蒙古族同胞结为安达 。例如赵通儒与乌审旗的特王结为安达 ，张爱萍 、高岗等人与蒙古族的旗官结为安达 ，高岗、张爱萍 、赵通儒等人与纳顺德 、利格尔结为安达。这些安达关系，成为我党党员在蒙古族同胞中开展工作的重要保障 。
此外 ，我党还尊重民族信仰 。鄂尔多斯地区供奉的成吉思汗灵柩 ，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至高圣地。1939年初，日伪军图谋劫持灵柩 ，将其迁往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 ，以此拉拢蒙古族同胞，这一行为遭到全国各族人民反对 。
为避免日伪军继续骚扰 ，我党决定将成吉思汗灵柩迁往甘肃 。灵柩途经延安时 ，中央专门布置灵堂迎候。这一举动进一步拉近了我党与蒙古族同胞的距离 。
总而言之，我党通过军事、政治 、经济 、统战、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手段 ，巩固鄂尔多斯地区 ，将其纳入陕甘宁根据地范围，使其承担起延安北大门的重任 。从事后看 ，我党的策略基本成功 ，鄂尔多斯地区也圆满完成了拱卫延安的历史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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